自年初以来，美、欧、俄、乌等各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心态经历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乌克兰不能输”依然是美欧乌一方的明确目标；另一方面，战略焦虑感和战争疲劳症正不断影响社会和政治共识，特别是在部分国家的国内政治议程中。

“长停火”是否等同于“长和平”，如何界定胜利和失败的标准，以及“东西德国”和“半岛模式”等方案在乌克兰的适用性等问题，不再是讨论的禁忌话题。

特朗普胜选后，其“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危机”的竞选口号点燃了各方对于停火止战的预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确信特朗普就任后战争将“比原本更快结束”，乌克兰将“竭尽全力确保战争在明年结束”。

进入特朗普执政时期，俄乌双方恢复某种形式的接触甚至开启停火谈判值得期待。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可能包括：通过威胁中断援助迫使乌克兰回到谈判桌，并要求其在领土问题上作出非主权性质的妥协；让欧洲承担更多经济成本，包括扩大采购美国武器以援助乌克兰及乌克兰战后重建所需资金的主要部分；以俄罗斯的实际控制线为标准“冻结冲突”，说服俄罗斯完成交易。

然而，外界对于特朗普能够快速结束战争存在某种幻觉。实际上，特朗普的回归是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各方虽然支持俄乌恢复谈判，但对于谈什么、怎么谈存在分歧。例如，欧洲坚持谈判必须“有利于乌克兰”，俄罗斯则强调“基于领土现实”和2022年4月的伊斯坦布尔共识，全球南方国家从减少伤亡角度强调尽快停火。根据以往经验，当事方恢复接触后还需完成临时停火、启动谈判、建立非军事区、签署停火协议、建立国际监督机制等多个阶段性任务，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近三年来，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承受巨大伤亡，超过乌克兰总领土18%的主权归属矛盾决定单一国家或个人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停火止战。对特朗普及其主导的“MAGA”路线而言，减少美国人民为乌克兰危机付出的经济成本是核心关切。如果欧洲愿意承担更多经济成本，加大购买美国武器援乌力度，特朗普或许不会排斥让乌克兰危机以低烈度的方式持续。即使美国完全中断援助，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也不可低估，包括继续突破法律争议、运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乌。

特朗普及其团队提出的“和平方案”涉及依照现有接触线建立非军事区、乌克兰承诺20年内不加入北约、建立由第三方参与的停火监督机制等。这些潜在方案已在各类二轨对话中多次讨论，并不是新点子。其中，由欧洲国家而非美国负责监督俄乌执行停火，对领土实控权和归属权等敏感问题的模糊表态，导致各方对“和平方案”的可执行性产生质疑。

对俄罗斯而言，简单的“冻结冲突”恐怕不是最优选项。在特朗普就职前，俄方可能会对乌克兰发起新一波攻势，争取把未来谈判焦点限制在乌东四州内俄尚未控制的地区。普京及俄罗斯国内建制派力量对美欧绝对不信任，不会轻易满足于在美欧的政治承诺下签署“明斯克协议”3.0版本。因此，未来的和平方案需其他国家参与。

出于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逼乌对俄妥协的担忧，拜登在其执政的最后两个月会考虑如何将乌克兰危机作为“遗产”进行定性，特别是凝聚盟友遏制俄罗斯的成就，也会关注如何制造“陷阱”，推动北约兑现已有的军援承诺，强化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攻防能力和谈判地位。近期，有关拜登取消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的限制，就是这种立场变化的例证。

乌克兰危机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关键时期，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合作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理论上，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开展军事合作属于双边关系范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北约标准的“军事同盟”。根据《条约》，俄朝在面对侵略或处于战争状态时为对方提供军事援助，需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相关国内法规定。但从《条约》签订的背景和内容来看，基于相似环境感知、利益认知和战略需求开展的军事合作能否化解互惠关系的脆弱性和单一性仍有待观察。

对中国而言，这种合作可能强化“欧洲安全”和“亚洲安全”的联动性，并为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提供更多“理由”，加强其在亚太的实质性存在。考虑到该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俄罗斯可能会避免将朝鲜士兵派入乌克兰东部直接参与作战，从而引发乌克兰危机的质变。

确保半岛不生战、不生乱，确保乌克兰危机的“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仍是中国的主要关切。由于打造“和平总统”形象可能是特朗普谋划“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上台后为了推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和半岛局势的缓和稳定，可能会寻求与中国的正向互动。中美在这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话也有望成为两国在经贸、科技等议题上激烈斗争的润滑剂。但在特朗普单方面“劝和促谈”碰到阻力甚至失败之前，将中国纳入乌克兰和平进程的兴趣可能比较有限。